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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希腊纳瓦里诺海岸3月19日电(记者姬烨、肖亚卓)将要离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19日被授予终身名誉主席称号,这位71岁的德国老人眼含热泪,向全体委员和他所挚爱的奥林匹克运动深情告白。 国际奥委会第144次全会19日至21日在希腊西南部的纳瓦里诺海岸度假村举行,20日将进行新主席选举。在首日议程尾声,当全会以集体起立鼓掌通过的方式,授予巴赫终身名誉主席称号时,这位掌舵奥林匹克运动12年的领导者一时怔住。他静坐席间,目光扫过会场,仿佛在重温过往岁月。 在热烈的掌声中,巴赫起身走向演讲台:“正如我曾反复强调的,今日之成就绝非一人之功,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奋斗。在座每一位都以独特方式为这份成功贡献力量,每一位都促成了我们最终实现的团结——若没有这种团结,我们寸步难行。若非我们团结坚守奥林匹克价值观,天知道今日局面会如何。因此,你们对我的赞誉,我愿全部回赠于你们。” “我感激在运动员生涯结束后,仍能延续对体育的热忱。”这位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击剑冠军声音微颤,他轻拭眼角继续说,“我感激你们允许我将从奥林匹克运动中获得的一切回馈给体育。我的奥运金牌改变了人生,而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有幸帮助他人改变命运。” 今年6月23日奥林匹克日,巴赫将结束其12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回顾掌舵奥林匹克运动的这12年,巴赫表示:“我可以坦然地说,我已为奥林匹克运动倾尽所能。现在,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力量了。诸位即将选举的新领袖,将引领奥林匹克运动迈向比今日更璀璨的未来——毕竟我们身处体育世界,昨日成就只是明日成功的基石。” 以“改变或被改变”为座右铭,巴赫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先后于2014年、2021年和2024年颁布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林匹克2020+5议程》《奥林匹克AI议程》三份纲领性文件,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奥运会及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路线图。在当天的全会上,全体委员一同回顾了奥林匹克议程所带来的改变与成就。 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主席黄思绵在汇报时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奥林匹克议程改革为国际奥委会构建了坚实的长期财务基础,自2012年以来其商业收入增长了60%。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卢星吉)西班牙奥委会于17日举办网络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接收中国奥委会通过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9000只医用外科口罩。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小萨马兰奇介绍,自西班牙出现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奥委会一直十分关注西班牙同行们的近况,并希望通过此次捐赠,帮助西班牙运动员们戴上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非常赞赏中国奥委会表现出的姿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布兰科说。 据布兰科介绍,这些口罩已于本周到达西班牙,并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分发。他还表示自己非常关心运动员们的健康。 当被问及西班牙体育界要如何从疫情打击下恢复时,布兰科指出,虽然他十分期待这一刻的到来,但现在谈论何时恢复比赛还为时尚早。 “目前最首要的任务是保护人们的健康,我们必须支持政府在这方面做出的决定。”布兰科说。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许仕豪、李丽、吴丽楠)上个月,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发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展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委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落地实施——中国的“体育法官”,正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赛场外的“裁判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款。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育仲裁”专章,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会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言,在制度空窗期,四类纠纷尤为棘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欠薪纠纷、注册资格纠纷、兴奋剂违规问题等。专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着协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又比如欠薪纠纷,运动员的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往求诉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较短、赛事不等人等特殊性,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大赛时)特别程序24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仲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件,案件覆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此外,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49家项目中心、单项体育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靠三个渠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法院和劳动仲裁。体育仲裁委成立后,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为独立第三方、“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亦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案件多为“民告官”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官”式的特征。 《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以下简称《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对比之下,法人(如俱乐部)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纷时,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多;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法律意识薄弱,往往导致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只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仲裁委促成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对这样的裁决结果,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拉偏架”。实践当中,需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引发“一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体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合理解决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域纠纷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5%。“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爆点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仲裁“主权”需维护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圈”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被禁赛4年3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遍认为,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
6月15日,杭州亚运会火种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成功采集。 火种采集采用的是凹面镜对太阳光的折射采火的方式,点燃采火使者手中的采火棒,随后火种盒被点燃,意味着亚运火种采集成功。 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这里采集亚运火种,可谓寓意深远,寓意着在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点燃了象征亚洲大团结的体育之火、文明之火、和平之火,能更好地向亚洲人民展示中华文明的古老悠久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 (总台记者梁烨)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军运会赛场内外,总有浓浓友情相伴,互不相识的人们携手传递和平友谊,令人感动。台上厮杀咆哮、台下相拥约饭,这样的场景,在军运会各比赛场馆时常可见。 女子佩剑个人赛冠军、俄罗斯选手叶戈里亚诺和中国选手钱佳睿在决赛对决时,这位俄罗斯姑娘不时吼叫,声震全场,尽显彪悍。中国姑娘钱佳睿也不甘示弱,多次得分后大喝,为自己鼓劲加油。 最终钱佳睿惜败,赛后两人在领奖台上却聊得火热,不时挽着胳膊合影,两名“女剑客”瞬间化身“好闺蜜”,拥抱、挽手、揽肩、畅谈、大笑。叶戈里亚诺还娇俏地喊话钱佳睿,希望她带自己吃遍武汉的美味。 体育铸和平,赛场传友谊。军运会赛场内外的点滴温情,正成为各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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